中国富裕家庭数量首次突破500万户
上海第三，600万人民币资产“富裕家庭”比上年增加9000户，达到61.1万户，增幅1.5%，其中拥有600万人民币可投资资产的“富裕家庭”数量有21.4万户。
江苏600万人民币资产“富裕家庭”数量有29.5万户，600万人民币资产“富裕家庭”增长率为1.72%。千万人民币资产“高净值家庭”数量为11.8万户。
“高净值”“超高净值”家庭中，企业主占大比例
从千万人民币资产“高净值家庭”构成来看，企业主占比60%，比上年减少5个百分点。企业资产占其所有资产的59%，他们拥有200万的可投资资产（现金及部分有价证券）和价值500万以上的自住房产。
金领占比20%。金领主要包括大型企业集团、跨国公司的高层人士，他们拥有公司股份、高昂的年薪、分红等来保证稳定的高收入。这部分人占20%，和上年一样。他们财富中现金及有价证券部分占59%，他们拥有700万以上的自住房产。
有10%的千万人民币资产“高净值家庭”是炒房者。炒房者主要指投资房地产，拥有数套房产的财富人士。这部分人占10%，和上年一样。房产投资占到他们总财富的59%，现金及有价证券占比26%，拥有600万以上自住房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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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程科技002168：
2020年实现营业收入7.85亿元，同比增长-28.13%，近三年营业收入均值为12.58亿元；毛利润5.030亿元，近三年毛利润均值为8.69亿元。
报告期内实现扭亏为盈主要原因是公司在剥离聚酰亚胺新材料资产和业务后新增投资业务取得了较大数额的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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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股民占比10%。他们是从事股票、期货等金融投资的专业人士。这部分人占10%，比上年增加5个百分点。现金及股票占到其总财富的65%。职业股民平均拥有600万以上自住房产。
从亿元人民币资产“超高净值家庭”构成来看，企业主占比75%，炒房者占比15%，职业股民占比10%。
对中国经济非常有信心，达十年来最高
中国高净值人群对未来中国经济的信心增强：高净值人群经济信心指数达6.51分（满分10分），高于前两年，并且是这十年来除2018年以外的最高分。表示“非常有信心”的比例增长至47%，是十年来最高。
后疫情时代下，高净值人群更看重财富的安全和归属，风险偏好降低。房产配置作为稳定的资产保值类型仍受高净值人群青睐。另外，未来增加基金投资的选择比例上涨5个百分点，超过股票，位居第二。未来进行海外投资的比例大幅下降，排在未来三年将减少的投资第一位。
从投资理念来看，36%的高净值人群持“稳健型”投资理念，23%为“平衡型”，20%为“谨慎型”，17%为“进取型”。从年龄分布来看，30岁以下群体更为谨慎，45岁以上群体更为进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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扩展阅读：共同富裕前的贫富差距
最近关于“共同富裕”的话题非常火，那么共同富裕的“定义”到底是什么呢？
共同富裕是全体人民的富裕，不是少数人的富裕；是人民群众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双富裕，不是仅仅物质上富裕而精神上空虚；是仍然存在一定差距的共同富裕，不是整齐划一的平均主义同等富裕。
邓小平在谈到共同富裕时、多次强调“逐步”实现共同富裕，这里“逐步”包括两层含义：一是从社会历史发展纵向看，实现共同富裕是一个客观的物质积累过程，需要分步骤有秩序地进行。二是从某一历史发展阶段的横断面看，允许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通过诚实劳动和合法经营先富起来，然后帮助和带动更多乃至全国各族人民富裕起来。允许和鼓励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是实现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富裕的手段，由此可见，共同富裕的实现是一个动态的、非同时富裕的过程。
中国从1978年改革开放至今，透过40多年的不懈努力，已经实现了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2020年，中国高净值人群（可投资资产超过1000万元的个人）数量达到262万人，与2018年相比增加了65万人，年均复合增长率由2016年—2018年的12%升至2018-2020年的15%，预计2021年底，中国高净值人群数量将达约296万人。
根据胡润研究院发布的《2020胡润财富报告》显示，中国拥有600万资产的“富裕家庭”数量首次突破500万户，其总财富达146万亿元。其中，中国内地“富裕家庭”数量近400万户，占财富数量近九成，也就是130万亿元左右。
与此同时，2020年5月28日，李克强总理在出席记者会并回答中外学者提问的过程中提到，我国有六亿人每月收入低于1000元。这代表中国的贫富差距正在逐步拉大。
提到贫富差距，就不得不提到一个数据：“基尼系数”。基尼系数是国际上通用的、用以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居民收入差距的常用指标。
基尼系数还分为“收入基尼系数”和“财富基尼系数”。
收入基尼系数其具体含义是指，在全部居民收入中，用于进行不平均分配的那部分收入所占的比例。基尼系数最大为“1”，最小等于“0”。前者表示居民之间的收入分配绝对不平均，即100%的收入被一个单位的人全部占有了；而后者则表示居民之间的收入分配绝对平均，即人与人之间收入完全平等，没有任何差异。但这两种情况只是在理论上的绝对化形式，在实际生活中一般不会出现。
因此，基尼系数的实际数值只能介于0～1之间，基尼系数越小收入分配越平均，基尼系数越大收入分配越不平均。国际上通常把0.4作为贫富差距的警戒线，大于这一数值容易出现社会动荡。
除了收入基尼系数（Income Gini）之外，还有一种财富基尼系数（Wealth Gini）。其大概算法与收入基尼系数相同，区别在于收入基尼系数的数据是来自于某地区的家庭收入统计，财富基尼系数的数据是来自于某地区的家庭总资产统计。而表现 在基尼系数上则是财富基尼系数往往要显著比收入基尼系数大，其原理也好理解，财富是收入的累计，所以往往更加极端。
值得注意的是，财富基尼系数的实际数值也只能介于0-1之间，但并不意味着任意部分人的财产之和都小于100%，因为存在部分家庭的总资产为负，这一点很明显：欧洲多数国家前80%的就已经占据100%的财富，在美国，后14%的收入为负，后36%的收入总和为零。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等组织对于基尼系数的区段划分：
低于0.2表示指数等级极低（高度平均）；
0.2-0.29表示指数等级低（比较平均）；
0.3-0.39表示指数等级中（相对合理）；
0.4-0.59表示指数等级高（差距较大）；
0.6以上表示指数等级极高（差距悬殊）。
日本是全球基尼系数最低的国家之一。日本的基尼系数一般在0.25左右，德国为0.3左右，而美国的基尼系数已经超过0.4的警戒线。发展中国家基尼系数一般较高，大致在0.4上下。
日本基尼系数较低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政府通过实行高额累进税制“劫富济贫”，高收入群体的最高所得税税率达到75%，一般低收入群体只有15%。美国普通中产阶级的税率大致为15%或25%，比较富有的中产阶级可能要支付35%。但由于超级富豪的投资收入适用的税率不超过15%，比工资收入应缴的税率低不少，因此很多富翁的收入适用的税率远低于一般中产阶级。
在薪酬制度设计上注重薪酬保障作用的日本，薪酬收入差距较小；而注重激励作用的美国，薪酬收入差距往往达数十倍甚至上百倍。其结果是美国经济与社会具有较强的活力和创新力，但社会的割裂和碎片化明显；而日本社会则较为稳定，即使发生如1998年那样的金融大危机也未产生重大的社会问题，但社会活力和创新力又显得不足。
反观中国，改革开放前的基尼系数为0.16。
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基尼系数2012年为0.474，2013年为0.473，2014年为0.469，2015年为0.462，2016年为0.465。
而根据观察者网2020年的调查，国家统计局的统计数据有很大的误差，因为数据中几乎不包括中国占有最多财富的前1%人口！
那么真实的数据是怎样的呢：如果包含富人，但是没能包含那些最富有的人口，则中国的基尼系数约为0.55到0.6之间；
如果不仅包含了富人，还包括了那些亿万富翁，包括那些人均收入达到了平均水平上百倍的人，那么中国的基尼系数会超过0.6，达到0.67。
由于部分群体隐性福利的存在，中国实际收入的差距还要更高。这应该引起高度警惕，否则将会引发一系列社会问题，进而造成社会动荡，危及社会主义人民政权。
